中国钢铁工业集中度太低，企业投资和扩大产能冲动过于强烈，在较低端产品上自相残杀。这不仅吹起了铁矿石需求的泡沫，而且导致我国企业在铁矿石进口谈判中难以形成集体行动。
     印度政府自3月1日对铁矿石出口征收临时关税后，印度铁矿石出口商和钢铁企业“内讧”不断。而亲手炮制该政策的印度财政部长奇丹巴拉姆近日语气也有所松动，表示将综合各方因素做出一个合适的选择。

     削弱中国在未来铁矿石谈判中的地位

     由于印度新财年将于4月1日启动，看来加征出口关税一事还有缓和商量的余地，但这场意外风波对中国钢铁工业乃至整个中印经贸的影响不可低估。

     就中国钢铁工业而言，高度依赖进口铁矿石的中国钢铁工业原来将必和必拓、力拓和淡水河谷三大铁矿石巨头视为铁矿石贸易价格谈判的主要对手，而将印度作为制衡三大巨头索价能力的砝码。

     正是在三大铁矿石巨头数次大幅度提价的背景下，印度跃居中国第二大铁矿石进口国，据统计，2006年印度向中国出口铁矿石7478万吨，占中国进口铁矿石总量的23％.因此，印度的铁矿石出口税将明显削弱中国在未来铁矿石谈判中的地位。

     就整个中印贸易而言，印度是我国增长最快的贸易伙伴之一，2006年中印贸易总额248.61亿美元，增长32.9％，比当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增幅高9.1个百分点；其中从印度进口102.78亿美元，增长5.2％，而在从印度的进口中，矿产品占据半壁江山。可以预见，由于中国企业集体抵制印度铁矿石因开征出口税而加价，印度一半以上的对华出口将受负面冲击。

     暴露了中国钢铁生产增长过快的弱点

     那么，这次意外冲击暴露出了中国钢铁工业的什么问题呢？

     首先，与贸易伙伴沟通不足。印度精英阶层多数拥有西方的教育背景，拥有与他们相近的趣味和思维方式，从而决定了他们与西方国家的统治阶层更容易沟通，将因误解而发生的摩擦减少到最低限度。而我国与不少国家贸易争端频繁，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咎于与对方商界和管理部门缺乏了解、误解甚多。

     当然，印度希望通过对财税措施限制初级产品出口、促进制造业发展，这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天然动机，无论怎样的人际关系和沟通都不可能消除这种动机。

     其次，在海外对铁矿石的投资不足。国际钢铁巨头普遍加强控制上游资源，比如，印度米塔尔公司在南非、阿尔及利亚以及哈萨克斯坦、墨西哥和美国都拥有铁矿山，预计到2010年该公司铁矿石自给率将由目前的60％提高到82％，基本实现自给。

     而日本钢铁工业更是长期致力于投资矿山业，仅三井财团就在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及加拿大等多国拥有铁矿石资源。相反，中资企业在国外的大手笔铁矿投资项目为数寥寥，能说得出来的不过香港中信泰富投资19.8亿美元在澳大利亚建设年产1200万吨铁精矿的选矿厂和600万吨球团厂项目而已。

     最后，更主要的还是暴露了中国钢铁生产增长过快、对进口铁矿石需求过于旺盛的弱点。

     按照国际钢铁协会1月22日发布的统计数据，2006年全球钢产量创造12.39亿吨的新纪录，其中中国钢产量为4.18亿吨，占全球钢产量的33.7％，位居第一，相当于第二大产钢国日本和第三大钢产国美国产量之和的194.6％.印度之所以敢于冒着出口收入减少等风险开征出口税，恐怕就是认定即使加价中国也必需保持乃至增加进口铁矿石，而且中国企业难以集体行动。
     行业集中度低吹大铁矿石需求泡沫

     中国钢铁产量之所以在政府三令五申限制的情况下仍然迅速增长，固然有实际需求拉动的作用，但主要原因还是由于钢铁工业集中度太低，企业投资和扩大产能冲动过于强烈，在较低端产品上自相残杀。这不仅吹起了铁矿石需求的泡沫，而且导致我国企业在铁矿石进口谈判中难以形成集体行动，并由于产量增长过快涌向国际市场而招致贸易争端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调整钢铁工业结构，用铁腕关停未达到技术经济标准的钢铁企业，遏制钢铁工业过分强烈的投资和扩大产能冲动，优化提升钢铁产品结构，提高产业集中度。

     现在亟待解决的就是要改进现行属地征税原则。因为企业合并后总部所在地政府将独享企业所得税，这显然对于大企业、跨国公司总部集中的大城市和东部地区有利，而对小城市和中西部地区不利，并形成“劫贫济富”的区域转移支付机制，加剧区域发展失衡。不少地方政府抵制钢铁产业重组，此为重要原因。为此，需要改进财税制度，让不同地区合理分享合并缴纳的税收。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一些民营钢铁企业，我们也要加以积极引导和控制，以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布局不合理和环保欠账较多等状况发生。